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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侨联缅甸归侨侨眷联谊会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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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云南省缅甸归侨联谊会于1989年元旦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现有会员380余人,联谊会经省民政厅登记,确认为隶属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该会宗旨是:联络全省缅甸归侨和港澳台及海外侨胞,增进了解,团结互助,发扬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云南经济及祖国的和平统一作贡献,同时为缅甸归侨开展福利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加强与各地的缅华组织之间的沟通与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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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9 15:26: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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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思 两 位 老 前 辈

陈振球

一、老校长杨章熹老师(1909—1981)

    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缅甸仰光南洋中学读过书的同学们,都会记得南中的校长杨章熹老师。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革命前辈。1926年毕业于厦门同文学院,后到上海劳动大学就读,开始接受马列主义,而后在厦门、海澄等地参加中国反帝大同盟;因国民党在厦门搜捕共产党嫌疑分子,三十年代就被迫南渡到缅甸,在异邦创办流通书报社、《南国生活》、《南国导报》等,又组织并领导[缅华教育工作者协会]、[缅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缅华公共图书馆]、[缅华教师联合会]等等。可以说毕生搞华文教育工作,许多后来回国的离休、退休干部,过去曾经是他的学生,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据先严及先兄长振华大哥回忆,三十年代我家在缅甸勃东,大哥振华虽到了读书年龄,却因先严骑车跌断大腿,家道贫困不能上学,大哥就到街上卖花生米补贴家用。一天杨校长在街上遇见正在卖花生的大哥振华,细问详情,和他一起到家看望了正卧床不起的家父,提出若让我大哥一边上学一边在校敲钟又扫地兼任校工以补贴家用如何?当年幼小的大哥就是在恩师杨校长的关怀帮助下,才能上学读书。

三十年代末杨校长转到仰光教书,创办了[仰华公学]并任校长。先严和我大哥他们也搬到仰光居住,大哥继续在杨校长的教育下读书成长,他和杨维书是[仰华公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虽然办校经费困难,但杨校长还是把[仰华公学]办成一所新型的学校,提倡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宣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爱国理念,使大部分学生走上爱国、民主、革命的道路。期间,因学校经费不足,杨校长还去勃生华侨中学教书,然后把大部分薪金都拨给[仰华公学]作经费。

 [仰华公学]是当年缅甸华侨进步青年最早的活动据点之一,当时富有远见的周恩来副主席曾经派了张光年(光未然)、李凌、赵华、毕朔望等干部到缅甸工作,[仰华公学]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1941年底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为了切断中国抗日的重要补给线滇缅公路,开始挥军从仰光登陆向北进攻。张光年等前辈根据上级指示,及时组织了抗日工作队。[仰华公学]的老师、同学,很多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成了战工队的骨干力量。由于日军一路北上疯狂破坏滇缅公路,为了避免损失,战工队也只好由仰光等地往北撤退,杨校长也奉命从仰光撤到曼德礼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在日军占领曼德礼前夕,杨校长与战工队会合,继续北撤,一路向民众和学生宣传抗日,还爬过尖高山等大雪山,安全撤回昆明,并在建水县建民中学、个旧县等地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杨校长奉命又回到仰光,先在[华侨中学]任教,而后在1948年,他与李行健老师及很多华侨进步人士一道,创办了[缅甸南洋中学],由李行健老师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杨章熹老师任副主任。不久李行健回国,杨老师继主任一职。约在1952年,校务委员会主任改称为校长。大家就称他为杨校长或老校长。

1953年,杨校长也奉命全家回国,他的大儿子杨缅云与我是同班的童年好友,当时同在四年级读书,他们回国前,我和他一同到他家的宿舍去玩,老校长抓了一把糖果给我,要我好好读书。那以后,我虽与杨缅云多次见面,却无缘再与老校长见过面。

老校长回国后,先是在中侨委工作(曾任中侨委委员、全国侨联委员,并参与编写华侨教科书、1980年还任华侨历史研究室顾问)。后被派到泉州华侨大学当图书馆馆长,一直到他在1981年11月18日去世,享年七十三高寿。老校长的主要论著有:《缅甸救亡教育实施纲领》、《战后缅甸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二、我的大哥陈振华老师

    几个兄弟姐妹,都曾经是大哥振华的学生。1941年底爆发太平洋战争后,为了抗日救国,年方十六的大哥就与许多进步青年一道,参加了[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在向北撤退的征途中,他们一边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一边对当地人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暴、残忍的本质,还要一边向华侨和广大群众宣传抗日的重要性。1942年的春节,[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在曼德礼云南会馆,由队长张光年领导,一连三天向群众演出《黄河大合唱》等节目。这是《黄河大合唱》在国外的最早演出。而且演出是由作词者--光未然(即战工队队长张光年)先生亲自担任朗诵、赵华指挥、李凌负责舞台监督及乐队,演出不仅很成功,而且对海外华侨的歌咏活动从此蓬勃发展起了难于估量的深远影响。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追杀,战工队只好爬过中缅边陲的尖高山等大雪山,历尽千辛万苦,撤回到祖国的昆明。那个时候,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当然未曾见到我大哥。大哥一去抗日就是四年多,1946年底,二十出头的大哥回来了。据我大姐回忆,大哥回到家门口时,先严正坐着看报纸,一下认不出长大了的儿子,还问他要找谁?

大哥随同恩师杨章熹老校长及许多前辈们,共同创办了[南洋中学],大哥也是老师,而我二哥、大姐、三哥及我,都在南中刚创办时就到南中读书,我们都是他的学生。那是1948年的事了,我是从南中小学一年级开始读,一直到高中毕业。

1947年7月,由吴章彬、杨匡民、陈振华、陈东明、王楚惠、陈秋云、黄里、杜正平等战工队成员发起,结合了当时的进步优秀青年骨干郭光华、杨双溪、李四维等人共同创办成立了[伊江合唱团],对当地的华侨界的教育和文艺宣传工作都起了巨大影响。我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带我到[柔里虎剧场]看我大哥和王孙静老师合演的话剧《逼上梁山》,还有大哥的男中音独唱,以及杨匡民老师的独舞《哑子揹疯》等等,竟然一辈子忘不了。

大哥是在1950年又回国到北京的,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文化局,后又被派往云南省歌舞团工作直到离休。我曾经问他,以他的资历应当得到比较高的级别,为何没有?他笑笑说,当年给他定级时,他说他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成长的,不应计较级别,要求定较低的级别。他说,我怎能向党讨价还价呢?

大哥在云南歌舞团里虽然长期当专职领导干部,实际上更像一个打杂的“不管部部长”,几乎每次演出,他都当舞台监督,而他这位“监督”是什么都倾力亲为,我曾见到他在杂物间亲自修补、粘贴幻灯玻璃片,把每个演员的服装道具都分配得井井有条,使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东西,节目程序表也写了几大张贴在易看到处,还亲自提醒每个演员:下一个节目就是你的了!亲自拉布幕…。

他很喜欢参加下乡演出的工作,而且老是打前站,总想把下乡演出的每个人的吃住安顿得令人满意;他还很愿意到基层工作,每到一处不仅是问寒问暖话家常,还给农民搞按摩针灸跌打等等,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亲切地叫他“老陈同志”。我侄儿说:爸爸心里确实装着农民,而且农民也喜欢跟他打成一片。一回,一位农民开着拖拉机进城,还特地载了满满一车的柴火来到歌舞团,高声叫道:老陈同志,老陈同志!我给您送柴火来啦!

歌舞团里大家也都叫他“老陈”!有家庭纠纷找他解决,有牢骚不满就找他哭鼻子,想骂人也找他发泄和大喊大叫…他们知道,老陈不会生气,而且一定会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大哥“老陈同志”也被贴上“走资派”、“里通外国的特务”的大字报,还被挂牌揪斗,还要扫地扫厕所…。当年的武斗期间,歌舞团就在小西门的制高点东风百货大楼隔壁,常有流弹飞进歌舞团。许多人及家属都搬到其他地方住,但靠近大门而住的大哥依旧住在那里,一些三更半夜回来的人,总要敲他的玻璃窗叫:老陈请开门,而老陈总是起来给他们开门。有的人还为揪斗过他而向他道歉,他总是笑笑的说,难道咱们互相还不了解吗?

人们还给他取了个外号:老黄牛!这大概是我大哥一生的为人写照了。1989年,因为形势严峻,忧国忧民的大哥因此一病不起,虽经种种努力治疗也无法挽回,终于在12月25日走了。追悼会那天,大厅里水泄不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都来送老黄牛老陈。我大哥陈振华老师平时的为人及群众口碑,从他的追悼会也能见一斑。

 

献给缅甸南洋中学诞辰六十周年

                                            ---纪念父亲周蒂芸老师

周海慧

    我的父亲,是南洋中学的一名教师

    他既是我的至亲;也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师长。

    我的幼年,是吸吻着父亲身上特有的雪茄烟味和粉笔灰味,蹒跚学步和牙牙学语的;我的童年,是沐浴着南中校园像金子般灿烂的阳光,并伴着叮叮当当悦耳的上下课铃声长大……!

   长大后,我终于穿上南洋中学的校服,成了一名初中一年级“长城”甲班的新同学,像许许多多哥哥姐姐们一样,穿上学校统一整齐的白色衬衣,着清一色米黄坎肩式下摆裙的校服,坐在开满紫色叶子花的小山坡明亮的教室里,专心地听老师讲课,那是一九六二年,我十一岁。

    从那以后,我和父亲在在学校里是师生关系,回到家我们又还原父女关系,就像黑夜与白昼周而复始的轮回。我快乐着,并幸福着,然而这种唯我独有,唯我独享的日子仅仅维持了一年半,一九六四年,我们全家回国。现在回想起那段短暂的日子,从内心深处感到依稀隐约的追忆与珍贵。

   有一点让我至今倍感遗憾,父亲没能有机会亲自教我所在的班级,没能亲耳聆听父亲的讲课,但是父亲在我底心中是我永远永远的老师。

    父亲一九一五年生于印尼爪哇。九岁时父亲从印尼回到祖籍福建厦门。他儿时是上私塾学堂。我遐想着父亲戴着瓜皮帽,摇晃着脑袋,吟诵着四书五经……?父亲从小酷爱文学,可谓博览群书,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父亲喜爱读书近乎痴迷的程度,常常挑灯夜读,使得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未曾谋面的祖母,夜里几次醒来,心疼得催促父亲:“不要再看书了,明天还得起早上学……,所有这些都为父亲往后无论在文学造诣或是从事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于一九三六年移居缅甸,先后在缅甸的将门月(闽南发音)、只光、丹老等儿所华侨学校教书。于一九五三年转到仰光南洋中学任教,直到一九六四年回国,在南中执教十一年。

    父亲在南中教书以教语文课为主,历史课为辅,父亲讲课严谨,但不拘泥于形式,幽默诙谐的话语寓意于哲理之中,使整个课堂生动活跃,让学生们能在较轻松的环境中学习课文、理解课文、效果甚佳。

    父亲是一位性情温和循循善诱的老师,也许是因为教文史类的原故吧。有一回父亲讲完课,离下课还有一点时间,学生们要求父亲讲故事,父亲欣然接受,此后就演变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南洋中学创办伊始,以“从严治学,从严教学”,教育与劳动相结合,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形成了活泼健壮、师生团结、积极向上、学习认真,工作紧张、生活快乐的南中校园好风尚。使南中的学生们真正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逐步构建成独具一格的南中文化。

   南洋中学不愧是一座非常优秀的学习的大熔炉,她铸造了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初、高中毕业生,为国家和社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成为爱国爱侨的栋梁之材,在缅华界乃至整个缅甸国家,为母校争得诸多荣光。

    在逝去的半个多世纪岁月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南中被定格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五年。南中十七年的成长篇,是一部拓垦史,耕耘史,播种史,收获史。她“震撼南洋,照耀伊江”的南中精神,永远铭刻在遍及全球五大洲、四大洋,每一位南洋中学的老师与同学的心中!

 南中是一种精神:

 南中是一种力量; 

 南中是一种文化。

 我为我的父亲—周蒂芸老师感到自豪!

 我为我的母校—南洋中学感到骄傲!

(作者为周蒂芸老师次女,南中长城甲班)

写于200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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