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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侨联缅甸归侨侨眷联谊会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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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缅甸归侨联谊会于1989年元旦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现有会员380余人,联谊会经省民政厅登记,确认为隶属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该会宗旨是:联络全省缅甸归侨和港澳台及海外侨胞,增进了解,团结互助,发扬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云南经济及祖国的和平统一作贡献,同时为缅甸归侨开展福利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加强与各地的缅华组织之间的沟通与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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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闯印尼:起起落落的波折  

2012-02-27 20:41:38|  分类: 引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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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闯印尼:起起落落的波折 - 云南省缅甸归侨联谊会 - 云南省侨联缅甸归侨联谊会博客

(50年代初在雅加达港口欢送先期回国的同学。背景是回国同学乘坐的荷兰Ciwangi(芝万宜)轮船。前方弯腰的年轻人即李能安。供图.png)

 

(引用)闯印尼:起起落落的波折 - 云南省缅甸归侨联谊会 - 云南省侨联缅甸归侨联谊会博客

(着印尼服饰的归侨表演队伍,前排左四为钟芳梅。.png)

 

闯印尼:起起落落的波折

《云南信息报》记者:张小圃

2012/2/20

前言:华商资本在印尼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杂志《东南亚纵横》曾记载,印尼知名华商林文光曾按照资产数对印尼华商进行了分级。他认为,印尼华人中约有 170 位拥有大财团或集团企业,约 5000 多位为中型以上企业老板,还有近30万经营商贸的小企业主。

  中国与印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至今已7个年头,两国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不但高层和各职能部门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经贸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民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当地华人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

A、为讨生活下南洋

  李能安先生和钟芳梅女士都是祖籍为广东梅县的印尼归国华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他们的父辈们在战乱局势中被生活所迫,只好背井离乡,四处谋生。

  李能安先生的父亲20年代到了印尼,并在东爪哇的茉莉芬落下脚。1934年,李能安在印尼出生,并在茉莉芬念完了小学。等到他上初中时,全家迁到了雅加达,他在那里一直念到高中毕业。当时在雅加达有四所最出名的华侨学校,李能安就读的八华学校今年正好111周年。这是一所英文学校,同时也教中文和印尼文。在1957年回国之前,李能安高中毕业后就到北苏拉威西岛的Gorontalo当了三年的教师,在这所华侨学校里,由于老师不多,他什么科目都教。

  当时的华人为了生计不远万里奔走。钟芳梅的父亲最开始离乡去了非洲,等到20年代才到印尼;并在第一站——东爪哇的泗水,安家落户。1943年,钟芳梅作为家里的第十二个孩子,在印尼出生。

  背井离乡讨生活,是当时“漂”到印尼的华人的真实写照。在上世纪20-30年代,为了寻找到更好的生活环境,一大批华人,尤其是广东和福建籍的华人,涌向了印尼,掀起了一批移民潮。

  华人迁徙到印尼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朝。明代以后,由于中国沿海资本主义的萌芽,海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纷纷渡海谋生。出现了许多肩挑中国瓷器到外叫卖的小商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内陆好而留了下来。

  在印尼群岛,荷兰殖民者看中中国人的勤劳,千方百计招徕中国移民做劳动力。这时集中出现过一次移民潮。

  清代前期,海禁甚严,清政府将私自出海贸易者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视为“通贼”。在印尼的华人也沦为“海外孤儿”,只能结伙聚居,自济自救,融合于当地社会。

B、峇峇娘惹、侨生和新客

  由于华人迁徙印尼的年代远近不同,在生活中与当地的融合程度不一、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亦有亲疏,在印尼的华人逐渐划分出界限模糊的不同族群。

  在印尼侨史的记录中,一些流亡到印尼的华人,在当地寻找到了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加之满清政府的敌意和压迫,他们不再将自己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而是更积极地融入到当地生活中去,甚至与原住民通婚,他们被称为峇峇娘惹。

  一些华人亲荷兰,信仰天主教,接受荷式教育,有较高社会地位,且崇尚和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这些“贵族化”的华人被叫做侨生。(另一种说法,认为印尼“侨生”一般是泛指在印尼出生的华人/土生华人,即峇峇娘惹的另一种称谓,不一定是受荷兰教育的。)

  此外,不少晚一些到印尼的华人,仍然心系中国大陆,信奉儒家思想,传承中国传统礼教,并同大陆保持着联系,这些华人被叫做新客。

  李能安和钟芳梅两位第二代移居印尼的华人,尽管对自己属于“侨生”还是“新客”有不同的结论,但都表示身在海外并未数典忘祖。

“我们在家要说客家话,要尊敬长辈,要在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遵循传统礼仪。”钟芳梅说,“每天晚上,家里的小孩子睡觉前都要排成一排,向父母问安方可去睡觉;在路上要是碰见了师长,必须下车行礼;写毛笔字的时候,父亲经常从后面‘偷袭’,将笔突然一抽,检查我们的毛笔握得紧不紧……”

  “我们接受的也是爱国爱乡的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我们的父亲就制作了当地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并且马上就将我的哥哥送回了祖国;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华文教育而不忘本,父亲还到大城市去募捐,并参与了中华小学的建设。”钟芳梅告诉记者。

C、经商致富

  勤劳克俭,这是印尼华人发家的根本。史书记载,印尼华人的商业经济是在12世纪逐步形成的。当时中国商船带来的丝绸和陶瓷等手工业品受到印尼社会各界的欢迎,华人凭着语言优势参与了贸易活动,从通译发展成为中介商。

  20世纪初,中国移民到印尼后没有土地,为了生存,他们就当小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在地方上混熟了,就在当地开个小店。由此,华人商店就遍布印尼城乡、山区,形成一个广泛的商业网,促进了印尼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发展和繁荣了印尼的经济。可以说,人数众多的印尼华人中小商人扎根于印尼社会,直接影响着印尼的经济。 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华人掌握着印尼的经济命脉。”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商是印尼华人最自然和方便的谋生选择。一方面,非印尼籍人士在参政方面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闯南洋的华人在东南亚有经商传统。

  同其他许多华人一样,李能安的父亲在印尼的茉莉芬开了一家百货商店,而钟家则在泗水经营一家面包坊。

  “华商的地域特征也很明显。山东、福建来的华人大多卖布;湖北来的开牙医诊所;福建人则开金铺。”钟芳梅介绍说。

  华商资本在印尼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杂志《东南亚纵横》曾记载,印尼知名华商林文光曾按照资产数对印尼华商进行了分级。他认为,印尼华人中约有 170 位拥有大财团或集团企业;约 5000 多位为中型以上企业老板,还有近30万经营商贸的小企业主。此数据待考证,但华人经济在当地建立了相当的基础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在经济领域以外,印尼的华人在其他很多领域也获得了成功。最著名的就是羽毛球运动。羽毛球是印度尼西亚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印尼运动员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几乎统治了这项运动,而许多受人欢迎的运动员和教练都是印尼华人,比如:王文教、Joe Hok、Rudy Hartono、纪明发(Christian Hadinata)、梁春生(Tjun Tjun)等等。

  李能安的夫人林宝萱也是印尼归侨,两人1957年在印尼Gorontalo结婚后就一起回国。60年代初林女士在福建集美中学上学时被调入福州军区羽毛球队当羽毛球运动员,后调到八一队,直到文革开始羽毛球队解散。“当时羽毛球队的队员几乎都是印尼归侨。”李能安说。

D、纠葛的关系

  记者采访的多位印尼归侨都表示,除了在宗教信仰上有些差异外,印尼的百姓同华人都相处得很和谐。

  钟芳梅回忆到,当时家里的面包坊有一个乒乓球桌那么大的案板,一到过春节,印尼街坊邻居都会来送礼,送很多当地的特色食物。“摆得满满的一案板。”而到印尼人过新年时,华人也会回礼,包括茶叶、面条等等中国特产。

  但从50年代末开始,这一和谐的景象即被打破。此后,印尼华人在政治和经济等方方面面受到限制,包括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经商贸易等方面的限制,甚至华人的传统习俗都不能被保存。

  印尼华人在当地的融合过程一直很复杂,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心理因素。

  历史上,荷兰殖民者对华人和原住民爪哇人采取“分而治之”政策以维护其统治,并且通过税收承包制等经济政策,转移当地人民对荷兰殖民者统治的憎恨,使得印尼华人与原住民的矛盾激化;而在20世纪初印尼转入商业经济时,华人则成为当地原住民的主要竞争对手,加之部分华人拥有较多财富,容易引起当地人对华人经济作用的偏见……种种复杂的因素导致印尼华人在融入当地的过程并不平坦,甚至产生过较为激烈的冲突事件。

  但近几年来,印尼对华人的政策进行调整后,排华的情绪早已不是主流。吸引华商投资、华文教育重新兴起、华人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如中国春节定为国家法定假日)等,都是印尼政府倡导民族多元性、促进民族融合的积极反映。

  2012年2月12日,印尼雅加达留台校友联谊会和慈育大学联合举行了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弟子规》背诵大赛。据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蔡庆华说,为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让学生以背诵《弟子规》的方式逐渐将书中关于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规范运用到生活中。这有助于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提升人文素养。不少非华裔的老师和同学也在学习和推广《弟子规》。

  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钟瑞明在致辞中说,不少印尼华人和友族热衷学习《弟子规》,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且可以增进各族群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随着双方交流的深入,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正在当地逐渐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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